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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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

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理解这个重要论断，要想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需要中国继续快速发展。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世界有望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我国的经济自主理论创新带来了重要机遇。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对关系到经济运行的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都会有很多新的见解，这些新见解都是理论创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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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 毅 夫

（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100080）

摘要：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理解这个重要论断，要想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需要中国继续快速发展。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会有多大，最重要的不是看绝对收入水平，而是看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差距。从这一指标看，中国后来者优势的潜力还非常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我国的经济自主理论创新带来了重要机遇。在提出新理论时，倡导要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即“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经济要发展，必须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决定产业和技术水平的决定因素就是要素禀赋。新结构经济学从各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给定、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来内生经济结构、扭曲和运行。新结构经济学把结构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不仅对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会有新的见解，并且对关系到经济运行的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都会有很多新的见解，这些新见解都是理论创新的机会。

关键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要素禀赋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何而起？

如何驾驭？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论断。经济是基础，我们可以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理解这个重要论断。在20世纪伊始，八国联军攻打了北京，这八国是当时世界的列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八国的GDP总量达到了全世界的50.4%，占了世界的一半。①

①按照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上的数据计算，俄国的GDP假设为苏联的一半。

到了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有一个八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前七个国家跟八国联军完全一样，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崩溃了，分成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国家，退出了世界列强的行列，加拿大取而代之成为八国集团的一员。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47%。②整个20世纪，上述八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了全世界的近一半，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就由这八个工业化国家来主导。

②根据Penn World Table 10.0（http://www.ggdc.net/pwt）的数据计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民族主义风起云涌，这些发展中国家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纷纷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获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冀图赶上发达国家。到2000年时，从经济总量来讲，八国集团之外的国家提高了3.4%，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所以从人均量来看，尽管经过100年的努力，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等等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继续在扩大。

但是进入了21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8年习近平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时，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下降到34.7%，只比三分之一高一点。经济是基础，原来世界上的事哪怕不是这八个国家内部的冲突引起的，但是只要这八国的领导人坐下来开个会、做个决定，就能够主导全世界的应对和走势。③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下降，影响力也在下降，八国集团再也不能号令世界。最明显的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由于影响力下降，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召集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商讨对策，从此二十国集团取代原来的八国集团成为世界治理的最重要主导力量。

③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同盟国和其他六国组成的协约国的冲突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由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和其他国家组成的同盟国的冲突引起。

为什么八国集团会在进入21世纪以后失去了在国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影响力？最主要是因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是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到2020年，中国取得了连续42年、平均每年9.2%的经济增长。一般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无非就在3%~3.5%之间，中国的增长速度是它们的三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占比快速提升，到200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的6.9%，到2018年时上升到16.8%，提高了9.9个百分点，八国集团从2000年的47%下降到2018年的34.7%，总共下降了12.3%，其中80%来自于中国经济体量在世界占比的增加所致。

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是左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国家。2000年，美国的GDP总量占全世界的21.9%，也就是一个国家占到全世界的1/5。到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中国超过了美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例如，从贸易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是一百二十几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其他七十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于全世界超过90%的国家，中国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贸易是双赢，在双赢中，小国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大国。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贸易对中国有利，对其他国家更有利。

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美国的影响力相对下滑。当然，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大国，它的人均GDP比我们高很多。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2 551美元，美国的人均GDP则达到6.5万美元，它的科技、经济实力都还比中国强。美国为了利用其在科技、军事、金融上的优势来压制中国的发展，在奥巴马时代提出了“重返亚太”，把地中海舰队调来加强太平洋舰队，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目标就是围堵中国。特朗普上台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以一些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可以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拜登上台以后，斗争的方式不像特朗普那样粗鲁，但是围堵中国、抑制中国发展的意图还是一样，并且这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所以不管谁当总统，基本格局不会改变。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还是第一大经济体。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冲突给世界带来许多不确定性，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原因。这种大变局发生后，世界何时才能够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大变局既是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起，要想进入一个新的、稳定的、和平的世界格局，需要中国继续快速发展。我判断，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的时候，新的、稳定的世界格局可能就会出现。

上述判断的原因有三：第一，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的时候，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2倍，美国再怎么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第二，北京、天津、上海加上东部沿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的人均GDP估计会达到美国的水平，这三市五省的人口加起来四亿多一点，略多于美国。更重要的是，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如果平均劳动生产率一样高，就代表产业、技术水平一样高。也就是说，到那时候，美国就没有可以卡中国脖子的科技优势来作出像对华为断供那样的事。第三，贸易是双赢的，小经济体得到的好处比大经济体得到的好处大。到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与中国开展贸易，美国得到的好处会比中国得到的好处大得多。届时，美国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为了就业，不能没有中国的市场。在这种状况之下，美国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摆脱老大老二之争，世界也就会有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二、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

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平均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2%，是人类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媒体和学界则有不少悲观的论调。一种说法是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是靠后来者优势，但是中国已经利用后来者优势40多年了，潜力已经用尽。怎么判断呢？2019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编制的一个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中，按照2017年的美元购买力来计算，中国在2019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4 128美元。①有一些国内、国际上的学者指出，世界上发展得比较好的其他国家达到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以后，例如，德国1971年人均GDP达到同一水平，德国从1971年到1987年的16年里增长速度每年只有2.3%。日本是世界上另外一个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在1975年时，人均GDP也达到同一个水平，其后的16年，也就是从1975年到1991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4.4%。德国、日本都是发展得很好的国家，它们达到这个水平后增长速度掉到2%~4%。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速度顶多也就在4%左右。^［1］另外，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世界上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更慢。例如，日本一向发展得非常好，这些年人口老龄化后，经济增长速度连2%都达不到。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些历史经验就非常悲观，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一路下滑。如果一路下滑，尤其是下滑到与美国同一个水平，那中国就永远不可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如果不能缩小和美国的差距，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就会永远存在。

①参见Penn World Table 10.0（http://www.ggdc.net/pwt）的相关数据。

上述看法是否正确？经济增长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第二部分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的增长。从19世纪末到现在，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当稳定，大概是2%，发达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一般在1%左右， GDP的增长就达到3%左右。像美国，可以大量从国外吸纳移民，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会更高一点，可能达到1.5%，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达到3.5%左右。②

②参见：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有可能比发达国家高一倍、两倍甚至三倍的增长？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因为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和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它只能自己发明新技术和新产业来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提高劳动生产力，但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存在的差距，可以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成本和风险会比发达国家低很多，这被称为后来者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而且发展中国家普遍的人口增长率也会比发达国家快。因此，这两项加起来，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有两倍、三倍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当然，人口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快一点，但是快不了多少，最重要的还是利用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差距所赋予的后来者优势，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快速的主要原因。

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会有多大，最重要的不是看绝对收入水平，而是要看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因为人均GDP代表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代表平均的产业技术水平。固然德国在1971年、日本在1975年时人均GDP跟中国2019年处于14 100美元的同一水平，可是德国在1971年时，它的人均GDP已经是美国的72.4%，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产业和技术与美国已经没有多少差距，要经济增长只能自己发明技术和产业。同样，日本1975年的GDP是14 100美元左右，但是它的人均GDP已经是美国的69.7%，超过2/3，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产业技术绝大多数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后来者优势了。但是，中国在2019年时的人均GDP 14 128美元，只有美国的22.6%，差距很大，尤其是代表产业和技术的差距还非常大，后来者优势的潜力也就还非常大。

到底有多大？德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2%~23%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1956年，韩国则在1985年。德国1946年到1962年的16年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9.4%；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连续16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9.6%；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的16年里，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9%，而且，韩国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时曾经经济负增长。所以，从后来者优势来看，即使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4 128美元，到2035年还有9%的年均增长潜力。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来看，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一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之外，人口老龄化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为什么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经济表现都不好？前面谈到，经济增长来自于两部分：一个是由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个是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劳动力增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增长每年平均是2%，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增长是1%左右。所以，发达国家一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3%到3.5%之间。当发达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代表人口不增长，劳动力不增长。经济增长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达到的就是2%。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3%降到2%，下滑了30%多，当然就会经济增长乏力，表现不好。

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同样是人口不增长，劳动力不增长，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快速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后来者优势所给予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到底有多大潜力？从前面讲的德国、日本、韩国来看，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是9.4%，那段时间的人口增长率是0.8%，靠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增长率平均每年是8.6%。日本从1956年到1972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6%，那段时间人口增长率是一个百分点，所以靠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也是8.6%。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而它在那段时间内的人口增长是0.9%，也就是靠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是8.1%。所以，即使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人口和劳动力不增长，从后来者优势所可能带来的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增长潜力来看，中国到2035年之前，应该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

后来者优势有赖于中国从国外先进的国家引进比较先进的技术，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由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想围堵中国，卡中国的脖子，会不会导致中国不能从国外引进技术呢？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把所有发达国家都联合在一起，像对华为断供那样不把先进的技术设备卖给中国，中国就只能自己发明新技术，也就没有后来者优势。但是，国外那些先进的技术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如果成功了，可以卖给全世界，很赚钱；如果失败了，血本无归。这些高科技企业能有多大的利润，决定于有多大的市场，如果市场越大利润就越高，市场小的利润就低，甚至会亏损。如果亏损或是利润低，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大量的研发投入，很可能就会失去技术的领先。所以，能进入世界大市场是这些高科技企业的生存之道。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市场，如果它的产品、技术能卖给中国，企业就赚钱；如果不能卖给中国，那它就不赚钱。美国现在想围堵中国，对中国断供，也就是要那些高科技企业不把它的技术、设备卖给中国，这是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的考虑，要企业来承担成本，也就是政府出政策，企业买单。美国政府为了政治的霸权想这么做；企业从经济利益来讲是不愿意这么做的。现在大部分的高科技不只是美国有，其他发达国家像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也都有。美国的企业可能不得不遵循美国政府的命令，但是德国、法国、瑞士、日本、韩国的企业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来维持美国的霸权？

实际上，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跟特朗普就这么说，与拜登也这么说，她想和美国及中国都维持好的关系，为了德国的企业，为了德国的发展，不能牺牲中国的市场。甚至包括美国自己的企业也是同样的情形。华为是受美国断供芯片的第一家中国企业，去年美国又允许高通把28纳米以下芯片卖给华为，原因是高通为了自己的利润和保持技术领先，不能失掉全世界对芯片使用最多的华为这家公司的市场。

所以，美国想联合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来对中国断供，然而以卡中国脖子为目的的政策难以形成联盟，中国对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来讲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是它的第一大市场，包括美国本土的企业，美国政府也很难强行推行这个政策。能够真正对中国断供、卡中国脖子的技术顶多是只有美国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技术，这样的技术非常少数。对那极少数不能引进的技术，相信只要中国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短则一两年，长则三五年，中国一定可以突破。光刻机就是一个例子，芯片生产中一个很关键的技术就是光刻机，没有光刻机就不可能制造芯片。现在世界最主要的光刻机企业是荷兰ASML公司，因为它用了美国的技术，美国不让它卖光刻机给中国。但是ASML公司的总裁说过，如果美国禁止ASML把光刻机卖给中国，中国自己集中力量来攻关，三年以后中国就会突破了。而且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哪个技术中国突破了，中国能卖的价格会比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价格低很多，ASML基本就没有这个市场了，所以它也希望能够把光刻机卖给中国。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好能卖给我们，大家互利双赢；如果不卖给我们，那我相信我们有能力自己来攻关。不过，这样的情形应该还是极端少数的，所以，对于绝大多数技术，中国还是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来加速经济增长。

后来者优势所给予的经济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的技术可能性所做的判断，实际能实现多少还要看国内外的其他条件。中国现在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要解决环境的问题，在国际上承诺要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也要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同时，在有些领域也必须用自己的创新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在2035年之前，有8%的潜力未必需要用尽全力去得到8%的增长。但是，实现6%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到2050年本世纪中叶的时候，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国应该还有6%的增长潜力，实现4%的增长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能够在2021年到2035年实现6%左右的增长，2036年到2050年实现4%左右的增长，那么，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到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会是美国的两倍，三市五省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技术水平、产业水平可以达到美国同一水平，美国基本上就没有卡中国脖子的可能性。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美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跟中国贸易得到的益处会比中国得到的好处多很多，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每年会对全世界贡献30%以上。美国为了自己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必须要依赖于中国市场，世界就会回到一个新的、稳定的格局。

三、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到底有何意义？发展中国家应该有后来者优势，应该可以像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以发达国家两三倍以上的速度增长，而缩小和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但是，在整个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挖掘这个潜力？这是由于“思路决定出路”的原因造成的。

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纷纷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追求现代化。那时候从主流经济学中分出了一个子学科，叫发展经济学，目的是指导、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其看法是：发达国家为什么生活水平高？因为劳动生产率水平高。劳动生产率为什么水平高？因为它们有先进的产业。所以，当时发展中国家普遍有意愿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产业。但是实际上，先进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靠市场发展不起来。所以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就认为，发展中国家有一些像文化、传统、习俗这种结构性的障碍，使得市场不能发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去发展先进产业的作用。

既然有市场失灵，就要国家发挥主导的作用，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先进产业。过去先进产业的产品是进口的，现在想依靠国家政府的力量来发展这样的产业，自己生产不进口，所以称之为进口替代战略。这种理论的出发点非常好，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理论去做政策，通常会有5年、1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等到把这种产业建立起来以后，经济就停滞了，开始出现各种危机，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基本上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也都在进行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和转型。当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非常有效的市场。政府干预就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发展中国家确实到处都是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所以这个理论也非常有说服力。当时的建议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去进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理论上也很有说服力，所以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遵循这种理论，结果普遍是经济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按照主流的发展思路和转型思路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都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在东亚，经济发展得非常好，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了发达国家。它们推行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例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亚四小龙”不是用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先进的产业，而是出口导向，优先发展传统的、小规模的能出口的制造业。当时这个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它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发展中经济体里唯一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进行转型时，当时世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中国、越南、柬埔寨等转型绩效比较好，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采取的政策不是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像中国这种渐进的、双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转型方式。在80年代，这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现在它们是发展得最好的转型中国家。①

①上述关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介绍，请参考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为什么根据主流理论来做政策不成功，成功的都不是根据主流理论呢？我们非常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②

②相关论述请参考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典藏版）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在反思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时，我们应该了解提出理论、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理论是用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在帮助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很有力量。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落后？因为没有先进的产业，好像有道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全国上下尽了很大努力，但是经济发展不好？因为没有完善的市场，政府干预太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好像也很有道理。但是理论的目的不只是认识世界，理论的目的还在于帮助人们改造世界。可是按照主流理论去做政策的国家都失败了，代表这些理论没有抓住问题关键的决定因素。只有能真正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因此，作为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为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自己来了解出现在我们自己国家的现象和问题背后的道理，提出自己的理论。

在提出新理论的时候，我倡导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归到《国富论》里的那些理论观点——市场非常重要，分工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少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等等，而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亚当·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就写在书名上。《国富论》的全称是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意思是“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亚当·斯密根据他所看到的16、17世纪以来的欧洲，有些国家发展得比较好，国民财富增加比较快，有些发展得比较差，出现了国民财富增加比较慢的现象。去了解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决定因素是什么，形成了《国富论》里的各种理论观点。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跟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不断缩小以赶上发达国家。我们就应该了解，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决定因素为何？发展中国家有什么条件让它有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我们就应该按照亚当·斯密这种方法自己来研究，而不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做研究。

经济发展使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怎么样才能让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那就要现有产业使用的技术越来越好，要有技术创新，要有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力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样劳动生产率水平才能够提高。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要有一定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供给、道路来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成为可能，也要有合适的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来降低交易成本，技术和产业所蕴含的生产力才能够释放出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

什么因素决定了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产业为什么都是资本很密集的，技术很先进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都是土地很密集，劳动非常密集？其实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禀赋不一样，发达国家必然是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一定是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或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所以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从决定这些产业和技术水平不同的因素出发，这个决定因素就是要素禀赋。

为什么要素禀赋很重要？因为要素禀赋会决定什么样的产业和技术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要素的生产成本会低。当然，也必须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合理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才会低。如果能够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并且提供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经济就有最大的竞争力，就能够创造剩余，积累资本，比较优势变化为资本更密集的产业，资本更密集的技术，这样的生产率水平和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

所以经济要发展，必须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在世界前沿之内，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因而具有后来者优势。所以，在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后，我们可以从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起点来构建一个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怎样发展会更好的理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能够比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速度更快；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想直接去发展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就不能够发挥后来者优势，而且，企业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会带来资源配置错误、寻租腐败，经济发展效率低下。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必须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才能够存在。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一个制度前提就是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但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在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先行者的外部性补偿的问题；同时产业升级后要有竞争力，必须解决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协调问题。外部性和协调是需要政府来帮助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也要有有为的政府。

从上述视角可以了解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产业和技术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建议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先进的产业这一出发点很好，但这样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当然就发展不好。“四小龙”为什么发展得好？它们开始时发展小规模的劳动密集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在政府发挥有为作用的帮助下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力就会积累资本，在产业升级时能够利用好后来者优势，所以经济发展快。从这个视角看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道理也很清楚，因为新自由主义没有认识到，这些转型中国家存在着大量扭曲，这些扭曲是保护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先进产业的需要。如果把那些扭曲一下子都取消掉，这些产业都破产，必然会有大量失业，造成政治不稳定。当中有些军工产业跟国防安全有关，有些产业像电力、电信跟经济运行有关，不能让它倒闭，私有化以后还要大量补贴，结果可能更没效率。

中国、越南、柬埔寨为什么能够在转型中维持稳定、快速发展呢？“老人老办法”，对旧的产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补贴，维持稳定。“新人新办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允许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进入，而且还积极因势利导，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来解决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问题，所以很快就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实现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好了，资本增加了，产业升级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并且这种快速发展会大量积累资本，慢慢地把原来的资本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了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有了自生能力，就不用给予保护补贴，可以把原来的保护补贴取消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所以，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主要是没有认识到扭曲的内生性。

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起始于发展与转型问题的研究，但是，当考虑到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禀赋结构不同，必然带来产业技术和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过去政策的失误可能会造成很多扭曲，扭曲都会有代价，最终需要解决。但是那些扭曲也是内生的，解决扭曲之前，必须把造成扭曲的原因想清楚，创造条件，把扭曲的原因消除掉，转型才会成功。

把结构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以后，会发现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不管是宏观、货币、财政、金融、产业组织、国际贸易、资源环境、劳动力市场、区域经济等等，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必然以发达国家发展阶段和相应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结构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可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存在内生的结构差异性，就会造成经济运行的许多特殊性。比如说经济要发展需要创新，对发达国家来讲，创新就等于发明；对发展中国家，创新可以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方式不同，发达国家创新的成功条件跟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成功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实际上，当我们把这种结构的差异性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以后，不仅对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会有新的见解，并且对关系到经济运行的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都会有很多新的见解，这些新见解都是理论创新的机会。

四、结语：迎接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

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我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我最早是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提出这个论断。^［2］我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认为的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发展史，从亚当·斯密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的人有，但是非常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实际上，按前面谈到，想清楚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就不难理解。任何经济学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一个用来认识经济现象或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既然是简单的逻辑体系，一个理论重要不重要就不决定于理论的逻辑，而决定于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什么是重要的现象或重要的问题？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和问题就是重要的现象和问题。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时候，英国是当时欧洲最强的国家，并且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引领了全世界的经济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经济地位逐渐被美国取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变成世界最大最强的国家。当英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英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和问题。同样，当美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美国的现象和问题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和问题。在认识现象和问题时，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来自于英国；当美国是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来自于美国。前面谈到，到本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中国的现象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中国的问题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提出认识中国的现象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就会是对世界上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创新。

所以，世界经济中心会随着经济发展转移到中国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但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必须改变当前中国经济学界通行的研究方式。现在大家学的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做研究时普遍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者是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发达国家的理论，这样做的研究固然能够发表，但是对理论创新没有贡献。要对理论创新有贡献，就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的现象背后的道理是什么，不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中国的现象。

认识中国的现象时要知道，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经济的各种结构很可能会跟发达国家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内生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也必然有很多扭曲，这种扭曲也是内生的。现代发达国家的理论基本上不重视这种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只要看到跟发达国家有不同就认为是扭曲，这些理论也不了解许多扭曲也是内生的。同时由于内生结构的差异性和扭曲性，不管是货币、财政、金融、贸易等等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都会有内生的不同。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来认识一个经济体中的结构、扭曲和经济运行的三个内生性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研究视角。^［3］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暗含结构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场结构革命。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这样的研究所带来的理论创新在世界上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从各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给定、随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来内生经济结构、扭曲和运行，提出的理论对于帮助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更有力，这样的创新性理论能够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能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与中国一样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消除贫困，赶上发达国家，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参考文献

［ 1 ］ 刘世锦 .“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 2 ］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J］.经济研究，1995（10）:13-17.

［ 3 ］ 林毅夫.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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